刘勰的“尚武”精力对其“风骨”论的影响

　　作者：王术臻（青岛大学文学与消息流传学院副传授）

　　南朝士人广泛寻求知识学养的博综，以及信奉的多元化，次门士族刘勰尤其是云云。《梁书》本传说他从小“笃志勤学”，厥后又“博通经论”，博览多通、弥纶群言，正是刘勰为学的特点。好比他自称是孔子的老实信徒，崇敬儒家五经，却又精于佛理，不废纬书。刘勰的祖父、曾祖父辈以“之”“仲道”“道民”“道宝”“灵真”等字定名，阐明东莞（今属山东）莒县刘氏本是天师道世家，刘勰在书中大谈《河》《洛》天文、《周易》象数、稷下阴阳学、养气、胎息、卫气等，应当与其家世信奉有关。另有，他主张写奏者必须“总法家之式，秉儒家之文”（《奏启》篇），阐明他不废法家，有儒法兼综的头脑倾向。

　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刘勰熟精《孙子兵法》，对兵家之道有相称深入的研究，因此他作《文心雕龙》时热衷于评论军事、武力、征战这类话题。好比，他在《程器》篇说：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，郤縠敦《书》，故举为元帅，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？孙武《兵经》，辞如珠玉，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？”以为文才和武略，可以像左右手那样相互共同，文士也当习武。他在序言中提出文学应该为五礼、六典、君臣、军国服务，此中就包罗文学应当服务于“军事”，他在《程器》篇又特殊夸大文士“摛文必在纬军国”，要求文士到场军事运动，担负起应有的职责。为此他特意作了一篇《檄移》，具体讨论这两种军事文体（尤其是檄），要求文士把握其写作规范和要领，在征战中发挥作用。萧统编纂《文选》只选了五篇檄文，仅仅是备其体而已，而刘勰则设专篇对檄文举行全方位研究，而且将其排在讨论帝王政令文体的《诏策》篇之后，表现了他对军事武功的高度器重。

《文心雕龙》书影。资料图片

　　一

　　宋齐之世，出于逃难的必要，宗室大臣多数制止参与、评论武事，社会风气广泛尚文轻武，而刘勰则公开提出士人“习武”论，大概这并不是他不知诫惧，而是他固有性情和偏好的天然体现。刘勰这种“尚武”意识的养成，离不开家世家声和地区文化的恒久熏陶。

　　莒县刘氏世居京口，这一点对于相识刘氏家属的身世和品性非常关键。京口一地，地广人稀，田多恶秽，经济不发达，但战略职位非常紧张，处于拱卫建康、沟通南北的枢纽。东晋以后，京口成为北府兵的发源地，为南朝数百年武力之所出，是关乎南朝政治走向的极为紧张的军事重镇。

　　南朝史乘称永嘉末年由中原流徙南来者为“楚人”，吴人又称包罗淮南楚子在内的北人为“伧”。伧楚过江，多数停顿居住在京口。晋成帝咸和年间，郗鉴以江淮伧楚充北府之兵，是最早以京口为根据地的北府镇将。厥后谢玄组建的北府兵是此前崩溃的北府武力的重新集结，淝水之战以后，北府将领刘牢之成为现实掌控者。东晋元兴三年，刘牢之的司马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权势，主力重要来自徐州、兖州，如刘裕、刘道规、刘道怜、何无忌、徐羡之、虞丘进、檀凭之、孟昶、向弥、刘毅、刘粹等，都住在京口，因此北府兵团体可以名之为“京口伧楚团体”。

　　莒县刘氏也是居住于京口的北来伧楚。刘勰的从曾祖刘穆之，经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保举，被刘裕招为府主簿，参加了北府团体，成了北府将领之一，奠基了刘氏的政治底子。刘裕在京口起兵，刘穆之助刘裕安定京口，平桓玄，又从刘裕征广固，还拒卢循，幕中画策，决断众事；刘裕北伐，刘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良好人物。刘氏第二代人物也多为武将，如刘穆之次子刘式之从刘裕征关、洛有功，封德阳县五等侯，追谥征虏将军。元嘉二十七年，宋军大肆北伐，刘勰的从祖刘秀之节度杨文德、刘弘宗，震荡汧、陇，进号征虏将军。总之，莒县刘氏在晋末宋初以武功显，堪称将门世家。

　　京口北府兵以骁猛善战著称。好比《晋书·刘牢之传》说谢玄招募“劲勇”，刘牢之、何谦、孙无终等都以“骁猛”应选，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，领精锐为先锋，“百战百胜，号为‘北府兵’”。又如《世说新语·捷悟》引《南徐州记》说：“徐州人多劲悍，号精兵，故（桓）温常曰：‘京口酒可饮，箕可用，兵可使。’”“骁猛”“劲悍”是北来伧楚的性情标签，是部队强盛战斗力的源泉，这一地区的彪悍之风渐渐被动员起来。《晋书·祖逖传》说祖逖居于京口，“来宾义徒，皆暴桀勇士……此辈多为偷窃，攻剽富室”，因此史臣评价祖逖的为人说：“原其素怀，亦为贪乱矣。”可见伧楚祖逖及其部下本质上是一批不守礼法的豪侠。最早组建北府兵的郗鉴也是这类武人，好比《真诰》卷八说郗鉴“无辜戮人数百口，取其财宝，殃考深重”，这种行径与祖逖武人团体的贪乱作风无异。

　　京口的地理情况、军事职位、伧楚武人集结等因素，决定了此地不得当发展风流雅致的高门士族文化，而轻易养成尚武之风和暴力性格，莒县刘氏就生存在这种情况当中，因而北府兵的这些做派和习气也深刻地影响了刘氏家属。从《宋书》刘穆之、刘秀之两传可知，刘氏家属中不乏粗犷狠戾、不守礼法、迷恋财货之人，好比刘穆之生存奢豪，长孙刘邕性嗜酒，曾孙刘祥性韵刚疏、轻言肆行等，这些举动颇能表现“豪右武人”的性格特点。刘勰的从祖刘秀之心力坚正，善于为政，品性较为端正，却是“野率无风采”，表现了尚未进入文化士族阶级的将家子的本色。

　　总起来看，东晋以后的莒县刘氏第一代人物刘穆之发迹北府将领，刘氏家属人物身上广泛潜流着武人血脉，具有天赋的刚猛粗豪之气，与高级士族的美容姿、善举止、儒雅风流的风范形成光显的对比。

　　刘氏家声的这种秘闻，在第三代、第四代人物身上仍旧保存着。《魏书·李琰之传》纪录李琰之身世于陇西李氏，从父李冲是孝文帝时的宰相，李琰之固然以儒学为业，却常对人说李氏“家世将种”，本身“犹有关西风气”。陇西李氏到李琰之这里开始由武转文，但家世将种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风习是不易消灭的。莒县刘氏的尚武精力与此相似。刘勰的从伯父刘岱为儿子取名“希文”“希武”（见刘岱墓志），就反映了刘岱在偃武尚文的潮水中，不肯意完全放弃家属的尚武传统。在刘勰身上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试图调和新旧代价观念的生理，他提倡“文武之术，左右惟宜”，就是最好的证实。

　　二

　　刘勰自伧楚将门而出，又受京口尚武风习的陶染，其气质、言行难免濡染劲健刚猛的色彩。从他的文学头脑中，我们也能体认出这种风范特质，好比他的“风骨”论。

　　《风骨》篇的主旨是讨论怎样降服文章因藻采滥用而导致的“有辞无体”之弊，提倡刚健而有气愤的文风。此篇赞语总结说：“情与气偕，辞共体并。”“体”“气”二字是明白“风骨”内在的关键。

　　关于晋宋以后文学的弊病，刘勰在自序中说得很明确：“去圣长远，文体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”辞人出于逐奇生理，太过修饰语言，减弱了表意功能，导致文章有“辞”而无“体”，背离了贤人为文的初志。他在《总术》篇总结近代文章的嬗变，也是着眼于这一点：“凡精虑造文，各竞新丽，多欲练辞，莫肯研术。”过于整饰辞藻，追逐“新丽”，一定会忽略筋骨脉络的通盘谋划，导致文章支离破裂，构不成大要。

　　刘勰的“风骨”论就是针对这种语言逆境而提出来的：“若丰藻克赡，风骨不飞。”“若瘠义肥辞，繁杂失统，则无骨之征也。”一篇文章只有繁杂的辞采而没有浑然的团体，就是无“骨”。为了力挽“文体遣散”的颓势，刘勰反复说明作文应当“体要”。如《风骨》篇说：“《周书》云‘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’，盖防文滥也。……学者弗师，于是习华随侈，流遁忘反。”辞的功能是达意，也就是“体要”，为文者一旦“习华随侈”，也就放逐了这个根本功能，消解了文章的本义。若文能体要，也就同时具备了“骨”，有了骨体，固然也就有了“气”，“气”的充盈动荡就天生了“风”，所谓“意气骏爽，则文风生焉”。因此，刘勰就由论“风”转到了论“气”，他不吝笔墨，援引了曹丕“文气”论的要点：文以气为主，建安文士孔融、徐干、刘桢的文章都是重“气”的，意在阐明他所谓的“风骨”实在就是“气骨”。

　　于是剥落浮藻、具备“气骨”的文章就形成了刚健飞动之美：“是以缀虑裁篇，务盈守气，刚健既实，辉光乃新，其为文用，譬征鸟之使翼也。”“鹰隼乏采，而翰飞戾天，骨劲而气猛也。唯藻耀而高翔，固文笔之鸣凤也。使文明以健，则风清骨峻，篇体光华。”骨鲠刚健、体气充盈、辉光振耀，这就是刘勰寻求的艺术结果。刘勰利用“征鸟”“鹰隼”“鸣凤”等象喻，很轻易使人遐想到他在《原道》篇利用的“龙凤”“豺狼”，这些意象共同指向“刚健”“威猛”“活力”“气魄”之义，其精力意趣可见一斑。

　　文学上的“刚猛”之风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打击力，与武人的气类显然是相通的，刘勰固然不是纯粹的武人，但他寻求文武兼资，心田仍旧荡漾着将家子的血气，“风骨”论不外是其性情气质在文学头脑上的反映。因此，讨论刘勰“风骨”论天生的缘故原由，不能仅仅归结到儒家“刚健笃实”的气质，还应当顾及兵家的“骁猛劲悍”之风，乃至法家的“壮气”，这也是由刘勰学养布局的驳杂性决定的。

　　固然，刘勰提倡“气骨”，其动机绝不止于革除文学之弊而已。现实上，文风的背后关联着人物的性情气质，“骨劲气猛”的文学本体论和风格论，同时也是对人物风范的要求。刘勰所处的期间，士人的体格和品德都已出现严峻的缺陷，这一点可以从《颜氏家训》中窥见大概：“（贵游子弟）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。”“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。”高门士族崇尚风流雅致，文弱到极致，转成病态，云云“骨柔气弱”之人，焉能经纬军国？以兵家、法家的刚猛之气来振拔今世士风，盼望作育经世致用的文士阶级，这才是刘勰提倡“风骨”论的终极关怀，一部讨论文学的书，却以讨论文士操行的《程器》篇作结，其用意再显着不外了。

　　《光嫡报》（2024年09月30日 13版）